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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对待破产法（第1页）

认真对待破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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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阳光[1]

摘要：破产法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制度，也是衡量一国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杆。

中国经历了新旧破产法时代，在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就立法而言，企业破产立法不仅吸收了国外的先进制度，也更新了传统错误观念，发挥了破产立法的倒逼功效，但个人破产法的缺失等问题依然突出；在司法实践层面，破产审判工作进步显著，但遭遇的各种司法困境也折射了破产法本身及其配套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学术研究层面，大陆破产法学科一直面临着破产法的公法、私法属性和部门法定位的争论。

破产法实则为综合性法学学科之一，迫切需要以问题为导向的跨部门法、跨学科研究来夯实理论基础并转变研究范式。

关键词：破产法市场经济地位司法困境公私融合法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破产制度既可以公平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又可以实现优胜劣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是法治化市场退出的有效途径。

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完善企业退出机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尤其强调要对产能过剩行业实行关停并转，对“僵尸企业”

采取资产重组、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处置。

“僵尸企业”

处置为中国企业破产法的实施以及相关制度的改进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从机遇层面而言，企业破产法必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在僵尸企业处置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破产制度的功能以及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都将在此过程中得到展现进而引起重视。

从挑战层面分析，现行企业破产法存在天然的缺陷，尽管各地法院在积极探索、寻找对策，恐怕依然难以完全满足“僵尸企业”

处置工作和破产法实施常态化的需要，再加上自立法以来就存在的种种对破产法的认识误区甚至是偏见如何在短时间内澄清或消除，都是“僵尸企业”

处置和破产法实施过程中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凡事总是在机遇和挑战中推进，多年无法有效发挥社会功效之破产法，该是到了我们认真对待破产法的时候了，我们，整个法学界，甚至是整个社会，都有必要透过破产立法的进程来认识破产法的社会价值，透过梳理司法实践中的困境来直面破产法存在的问题，通过反思破产法学科地位进而更好地开展破产法的教学科研工作，夯实破产立法和司法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破产法的立法进程评析

破产法在中国的立法史上，是值得浓墨记载之事项，无论是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试行）》）还是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都是在争论中出台的法律，既反映了破产法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的重要性，也凸显了破产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回顾立法进程，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适用和择机完善现行破产法。

（一）《企业破产法（试行）》的立法争论与启示

中国在1949年之后，曾较长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否认商品经济的作用，将破产法视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排斥之，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企业有破产一说，但实际上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依然会有盈亏的情况，只不过是亏损全部由国家补贴，正如学者所言，“从表面上看好像天下太平，大家相安无事，没有什么企业宣告破产。

破产事实被掩盖起来了，但它毕竟是客观存在的”

，“对于那些实际上早已陷入破产境地的企业，国家通过财政补贴这根输血管，将盈利企业的劳动果实，输给那些僵硬的‘躯壳’，维持着它们虚假的‘生存’”

，[2]在此观念之下，自然也就谈不到制定破产法的问题。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自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破产法开始被人提及。

在1984年5月15日至31日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部分人大代表提出制定企业破产法的提案。

同时，企业破产制度的试点工作开始在沈阳、武汉、重庆和太原等地进行。

1985年2月9日，沈阳市政府发布了《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处理的试行规定》，这是大陆改革开放后出台的第一个地方性破产规章。

同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市工商局宣布给予沈阳防爆器械厂、五金制造厂、农机三厂《破产警戒通告》，限期一年整顿，整顿逾期无效即宣告破产。

1986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根据整顿结果宣布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