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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艺术实践（第3页）

给孩子看，用艺术的形象化的审美途径，告诉孩子们“真的人”

“真的世界”

“真的道理”

（张天翼语）。

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更有强调“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他们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识一样”

的著名理论主张。

这一主张实际上对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发展思潮产生过重大影响。

它是20世纪20年代以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谢冰心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

的基本理论观念。

这一观念经郑振铎1923年在为现代中国第一部短篇童话集——《稻草人》所作的序言中首次明确提出以后，直接影响和促进了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

之后，茅盾又在1933年发表的《论儿童读物》等系列评论中，提出了儿童文学“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

等看法，使这一观念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鲁迅在1926年写的《二十四孝图》中，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在儿童读物中对孩子的“诈作”

行为。

他说：“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

供给孩子的读物必须肃清这一“诈”

字，而“诈”

——“瞒和骗”

正是成人社会典型的恶俗之一。

儿童文学一贯反对“瞒和骗”

的“诈作”

行为。

“诈作”

是一种阴谋诡计，是与儿童善良的心地和开放升腾的生命绝对悖逆的，因而也是儿童文学深恶痛绝的。

儿童文学主张告诉孩子们人生的真相，主张“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

，但绝不是主张把成人的“恶俗”

“诈作”

“暴力”

显示给儿童。

苦难与“恶俗”

“诈作”

“暴力”

等虽然都是尘世的真实，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苦难是人生的无奈、不幸，需要同情与拯救；而“恶俗”

“诈作”

“暴力”

则是人生的污秽与“脓疮”

，需要彻底抛弃与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