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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一向态度粗暴的“拉普”
评论家也对《骑兵军》青眼有加,列维奇在《在岗位上》杂志1924年第1期发表文章,宣称在巴别尔之前,“还没有人在文艺作品里如此描绘过布琼尼的战士们的那种英雄主义,天生的革命性,以及哥萨克**不羁的游击习气”
,称赞巴别尔的艺术才能,认为他“具有惊人的简洁,善于三言两语勾出完整的形象,新颖独特,内容与形式完全一致,语言无与伦比,生动形象,表现力强”
,并且断言:“《骑兵军》将永远是真实的而非臆造的革命性的典范。”
1926年,这些作品结集出版,定名为《骑兵军》。
不过,《骑兵军》得到的不光是赞扬,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坛上轰动一时的“元帅与文豪之争”
,即骑兵军统帅布琼尼与大文豪高尔基之间的公开争论。
布琼尼在《十月》杂志1924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指责巴别尔描写的不是骑兵军,而是真正的马赫诺匪帮,巴别尔诬蔑和诽谤骑兵军,这样写红军的人只可能是白卫军和明显的阶级敌人,他还指出:“小说作者使用‘骑兵军’这样响亮的名字,目的显然是要唬人,使读者相信过时的谎言,即我们的革命是由一小撮匪徒和无耻的篡权者搞出来的。”
这当即遭到沃隆斯基等一批有声望的评论家的反驳,高尔基更是多年来一直维护巴别尔、反驳布琼尼。
他在1924—1928年这五年里与许多作家通信,热情地称赞巴别尔的《骑兵军》,坚决驳斥布琼尼的指责,认为像《骑兵军》这样的作品是不能“站在马的高度”
来批评的。
1928年9月30日,高尔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发表了《向工农通讯员和军队通讯员谈谈我是怎样学习写作的》,其中谈道:“布琼尼同志已经攻击了巴别尔的《骑兵军》,而我不觉得他该这么干,因为布琼尼自己不但喜欢装饰他的战士们的外貌,而且也喜欢打扮他的马匹的外表。
而巴别尔则美化了他的战士们的内心……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且在文化上,他还是一个少年,因此去赞美和美化他往往对他很有益。”
布琼尼不服,在同年10月26日《真理报》上发表了《致马·高尔基的公开信》,首先承认在文学问题上自己无法与高尔基争辩,但自己攻击巴别尔的《骑兵军》是有道理的,因为巴别尔对骑兵军的描述,“只是发挥了老女人们的闲话,翻掘了老女人们的垃圾堆,然后带着恐惧散布什么红色战士拿人家的面包和鸡的谣言,他发明了从没发生过的事情,朝我们最优秀的共产党指挥员身上栽赃,听任自己肆无忌惮地瞎编乱造,简直就是扯谎”
,更为重要的是,“巴别尔小说的主题被这个有色情狂的作者的主观感觉扭曲了。
他讲的故事从一个疯子犹太人的胡言乱语,到对天主教堂的打砸抢,到骑兵军鞭打自己的步兵,到一个有梅毒的红军战士的肖像,而以展现作者的科学好奇心结束,此时的他想看看一个被十名马赫诺的人强奸过的犹太女人是什么样的。
正像他把生活当成有女人和马匹在那儿走动的五月的牧场,他也这样看待骑兵军的行动,而且,他是通过色情的棱镜看的”
。
高尔基在11月27日的《真理报》发表《答谢·布琼尼》,一方面坚决抗议布琼尼的不公正评价,另一方面回答了他涉及的问题:“你谈到巴别尔是色情狂。
我刚重读完巴别尔的书,我却没能在书中找到此病的症状,不过,当然了,我不想去否认他故事中某些情色细节的存在。
而这是原本应当如此的。
战争总是唤醒一种勃发的情欲……我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天然的,尽管也是反常的,对偷生保种的本能的强化,这种本能在面临死亡的人群中是常见的”
,“我是一个细心的读者,但我没能在巴别尔的书中找到任何看上去像‘挖苦’的东西。
相反,他的书把红色骑兵军战士们展示成真正的英雄——他们无所畏惧,并且深切地体会到他们事业的伟大,这唤醒了我对他们的爱和尊重。
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多彩、更生动的对各具特色的战士的塑造,我也想不出,还有谁对红军整体心理的描绘更能让我懂得那完成非凡战斗的力量,这在俄罗斯文学里真是无与伦比的……巴别尔以这样的高才深化了我对一支军队的英雄主义的理解,这支军队是有史以来第一支知道它现在以及将来为何而战的军队”
。
而布琼尼批评中“粗鲁而有失公正的口吻”
使一个年轻作家蒙受了“不白之冤”
。
高尔基呼吁在这转折时期,更应该爱护像巴别尔这样本来就少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更不能践踏这些有才华而有益的人”
。
然而,布琼尼的指责使巴别尔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创作热情受到了很大的抑制,《骑兵军》他原计划写50篇,但被迫中止,此后,他也只是出版了此前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敖德萨的故事》(1931),创作了几篇零星的短篇小说(如《但丁街》《格拉苏》)、未完成的小说《巨井》以及两个剧本《霞》(亦译《日落》,1928)、《玛丽亚》(1938)。
巴别尔在短短的一生中,主要创作了《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两本短篇小说集,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小说,如《公牛的眼睛》,包括三篇小说:《巴格拉特-奥格雷和他的公牛的眼睛》《耶稣作的孽》《我的第一笔稿费》,《巴格拉特-奥格雷和他的公牛的眼睛》简短,但有诗意和特色,显示了作者的天才,《耶稣作的孽》则是作家与宗教开的一个大玩笑,写得相当生动、独特而有深度,《我的第一笔稿费》较好,但不十分出色;《我的鸽子窝的历史》,包括11篇作品:《童年·与祖母相处的日子》《我的鸽子窝的历史》《初恋》《醒悟》《在地下室里》《德·葛拉索》《吉·德·莫泊桑》《线与色》《“伊凡和玛丽亚号”
》《卡尔-杨克利》;《故事集》,包括17篇作品:《埃利亚·伊萨科维奇和玛加丽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妈妈,里玛和阿拉》《兴奋》《沙博斯-纳赫穆》《卡莫号和邵武勉号》《在女皇王宫度过的一晚》《耶稣的罪过》《圣伊帕季的末日》《线条和色彩》《道路》《居伊·德·莫泊桑》《石油》《但丁大街》《审判》《答复》《“蝴蝶号”
号轮船》《苏拉克》,只有几个作品因选编者不同而与《我的鸽子窝的历史》重复。
这些早年的作品,写得有才气,但不成熟,《在地下室里》等较好一点,其他大多是青果。
二、《敖德萨故事》:盗亦有道的黑帮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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