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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事大连带生命关乎人权（第1页）

工作事大，连带生命，关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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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不仅是在手段意义上的生存需要，更是与人生意义内在连带着的发展需要。

无论叫“劳动”

也好，称“工作”

也罢，这里要提出一个最“形而上”

，也是一个最为重要宏大的人生哲学问题，那就是：劳动或工作对于人之所以为“人”

的重要意义究竟何在？

换句话说，无论苦难的劳动，还是体面的工作，对我们作为同类的“人”

来说，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种纯粹“外在性”

的苦难，还是具有一定“内在性”

的生命意义或人生价值？

再说得通俗明白些，就是：劳动纯粹是一个“谋饭吃”

的问题，还是意味着一个人“如果不劳动就不是人”

或“不工作就没法做人”

了？

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很多到城里打工的青年民工可能觉得很无聊，以为这老家伙又在搞说教、说大话、讲空话。

什么“内在”

、“外在”

？什么“生命价值”

、“人生意义”

？全是些不着边际的废话！

“我们到城里打工，直接目的就是赚钱谋生。”

也许，除了一些有“鸿鹄”

大志者，对于大多数打工仔、打工妹来说，之所以背井离乡到城里来，辛辛苦苦劳动，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为了赚点钱，回家盖所房子，娶了媳妇或嫁个人生孩子，平平凡凡过日子。

但在实际中，就是这点小小心愿，也往往成为难以实现的奢望。

青年民工常年出门在外，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得不到基本的生理呵护、心理关怀，而且工作环境和条件往往十分恶劣，缺乏基本的劳动保护，经常超时超负荷劳作，由此引发各种职业病、工伤和矿难都难以得到应有救治，而且老板还常以各种借口拖欠工钱。

据媒体报道，1998年11月，深圳一家毛绒布织造公司挡车工刘涛，平均每天加班4个多小时，18天连续加班78小时，20日那天，她终因劳累过度而晕倒，结果被飞快转动的机器吞掉了双臂。

这是珠江三角洲众多外来打工者悲惨案例中一个典型个案。

对于一个“人”

来说，像刘涛这样的打工妹、打工仔所遭遇的，确实是一种“劳动异化”

或“工作变态”

。

但是，这毕竟不属于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