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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曾远离的民营力量 中国电影30年之变（第1页）

一、不曾远离的民营力量：中国电影30年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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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世界各地社会商业资本广泛参与电影投资与创作的语境中，中国电影告别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数量众多的民营电影公司组成格局的阶段，国内电影市场自我繁荣的昨日辉煌已经逐渐远去。

当年的电影照搬苏联指令性计划经营模式，基本取消电影的市场竞争环节，民营影企难以为继，国有电影制片厂产销、放映、政企合一，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娱乐化的诉求不再被重视。

与此同时，电影创作背负过多的政治宣传使命，到十年动乱期间，政治因素的影响作用发挥到极致，政治极大地束缚了电影创作的主体积极性与多元话语的发展。

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

基本思想确立，中国电影业才和其他行业一同经受市场经济体制的产业改革，“民营电影”

力量也在一片动**与机遇之中，重新回归中国电影舞台。

（一）改革初期的市场废墟和文化重构

1978年12月，“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的基本路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全国上下无论是思想观念或是体制建设都进入一个重思与改革阶段。

1979年作为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年，电影创作开始在反思政治和走出“**”

的阴影方面做出努力。

《小花》、《生活的颤音》、《归心似箭》、《苦恼人的笑》等影片，以十年动乱时期为背景，大胆突破样板戏“三突出”

原则的创作定势，着力塑造出平凡而又充满情感的普通人物形象，率先打开了直面历史和反思政治的新视野。

改革之初的这一时期，观念解放和电影创新运动蓬勃发展，思想的碰撞让电影界呈现出导演群体各展所长、创作与理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的多维发展与争竞的景象。

以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

中国电影人，通过积极的创作表现其道德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追求；以吴贻弓、谢飞等为代表的“第四代”

电影人风格纪实，用诗化历史的散文式创作反观历史与现实；以陈凯歌、张艺谋等为代表的“第五代”

电影人以较新的艺术表现语言体现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以及影像本体的探索。

从1979年到1987年，“电影彰显出一段文化重构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史”

。

中国电影的开放进程与面向市场的电影选择，将中国电影逐渐“纳入一种前所未遇的全球化语境”

[1]。

如第一章所述，在政策与改制方面，早在1980年7月，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就上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反映电影体制问题和改革意见，中国电影体制改革序幕被拉开。

[2]1984年7月，《街上流行红裙子》摄制组率先向长春电影制片厂提出了承包方案。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同年，电影业被定性为企业。

[3]北影、上影、长影等六家国有制片厂要求“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独立核算，向国家纳税，自负盈亏”

。

在新中国历史上，这是首次将电影制片业定性为“企业”

。

到1985年年底，全国大部分电影制片厂都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