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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1（第7页）

抗战期间，陶行知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积极参加了民主党派工作。

他在从事这一工作时，始终坚持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

他参加民盟工作后，曾对楚图南说：“民主党派中间，有不少人抱着‘中间路线’和‘第三条路线’的想法，这是绝对走不通的。

中国的革命路线只有一条，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革命路线和正确方向。

否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路线和反人民方向。

非彼即此，不左即右，毫不含混。

要想左右逢源，两边取巧，抬高身价，别寻政治出路，是不可能的。

这既违背历史发展的方向，也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21]搞民主党派工作，“在策略上可以有着各式各样的做法，但绝对不能有着各式各样的看法。”

这番话清楚地说明了他参加民主党派工作的原则立场。

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为民盟的建立和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而成为民主党派中左翼进步人士的旗帜。

五

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陶行知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新型的革命学校——重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北碚创办育才学校，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陶行知办校。

中共南方局和中共北碚中心县委从建校起即在校内建立了两个平行的党支部，学校的教学行政工作和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由共产党员负责。

“皖南事变”

后，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校内两个支部合并，由南方局徐冰直接领导。

周恩来指示，育才学校党支部，“首先要搞团结工作，首先要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办好。”

在育才学校，党支部的负责同志向陶行知公开，党内的一些重要会议也请他参加。

1940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还亲自到北碚育才学校参观，与全体师生见面，并代表南方局向学校捐款。

陶行知对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十分敬重，每当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民主运动出现曲折，育才学校遇到问题时，他总是要去曾家岩五十号，与周恩来、董必武、徐冰等谈工作，有时一周去两三次。

有一次，他在由曾家岩返回家中的路上对同行的爱人说：“去时腹空虚，回来力无穷。”

表达了他对党的领导的信赖。

陶行知对校内党支部也完全信任，凡研究学校重大问题，都要请支部负责人参加。

因为有南方局的正确领导和校内党支部所起到的保证作用，所以陶行知能够团结翦伯赞、贺绿汀、任光、艾青、力扬、章泯、水华、陈烟桥、丰子恺、叶浅予、华君武、戴爱莲等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办学，为中国革命和尔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一批重要人才。

1946年初，陶行知还与李公朴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

南方局拨给了开办经费，并派遣一批党员专家、学者帮助建校，先后到校任教的有吴玉章、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王昆仑、华岗、许涤新、何其芳、张友渔、于刚、沙千里、侯外庐、艾芜、罗克汀、巴金、曹靖华、田汉等党内外著名学者，邓颖超、秦邦宪、邓发、乔冠华等人也曾到校作专题报告。

社会大学除进行比较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外，还组织学员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在短期内培养了一批中国革命急需的人才。

陶行知在漫长的教育实践中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途径，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曾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

1941年，延安成立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

1942年3月17日，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和延安新教育学会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纪念生活教育社诞生十五周年大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李维汉到会并讲了话。

李维汉号召大家在整顿三风时特别要学习陶行知坚持民主与科学，反对老八股、洋八股的精神。

徐特立、范文澜还致信陶行知，称誉陶行知的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占了光辉的一页。

这不仅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新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

[22]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