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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1（第3页）

[8]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对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自“四·一二”

政变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国民党新军阀的蜕变，是持有戒心的。

因此，他没有倒向南京国民政府，连蔡元培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也被他婉言谢绝了。

他在晓庄学校实行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容纳各党派人士在校内活动。

甚至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他还明确表示马克思的学说“有超越之见解”

，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在中国实验。

中国共产党鉴于陶行知的办学方针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陆续派遣党团员到晓庄学校学习、工作。

1928年夏，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下，秘密成立了中共晓庄学校地下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

陶行知虽不知道在晓庄学校有共产党的地下支部，但中共党员办的事，只要有利于反帝反封建，有利于乡村教育革命，他都是支持的。

[9]他曾接受中共党员的建议，兴办“联村自卫团”

。

1930年1月，中共晓庄支部联络南京其他学校的党支部，动员几百名师生在晓庄召开“南京中国自由大同盟分部”

的成立大会，陶行知主持大会并宣读了《中国自由大同盟宣言》。

同年4月，中共南京市委组织群众举行反帝示威游行，中共晓庄支部也动员了一百多名师生参加，陶行知派专人三次送信给学校师生，督促学校师生参加示威游行。

这就导致国民党政府迫不及待地查封晓庄学校，并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

的罪名通缉陶行知。

可以说，一纸通缉令逼迫陶行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作出了最后抉择：与共产党携手奋斗。

三

1930—1934年，陶行知的思想发生了全面的变化。

他由一个民主主义战士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亲密的合作。

国民党新军阀查封晓庄学校，迫使陶行知迅速加入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行列。

他于晓庄学校被封的第二日，即发表了《护校宣言》，揭露国民党背叛工农革命，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反动实质，并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共党员和进步师生撤离学校。

几个月后，国民党又捕杀了晓庄学校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十四人，血的教训使陶行知对中国革命的残酷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促使他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

他曾沉痛地总结道：“我们今后不能再静坐在书房里计划或理想什么，也不能再一点一滴的从一个村、一个乡来做试验工作了。”

而应该联合更多的人，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去争取中国革命的成功。

[10]从这时起，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初期，陶行知一直在上海从事政治斗争和工农普及教育工作。

上海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三重压迫的悲惨处境和上海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剥削的斗争精神，给予他极大的影响。

他曾多次撰写诗文，描绘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剥削，提出工人阶级必须争得自身的解放，唱出“工人不是主人翁，如此人间即地狱，翻造天宫”

的诗句。

他体验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曾对学生和同事们说：“工人力量伟大……当工厂放工的时候，马路上的工人群众像人海似的从各个工厂里涌出来，那数万人的队伍多么雄壮伟大，你要是和他们在一道，就会感到很大的勇气和力量。”

[11]1933年初，他明确表示要永远置身于无产阶级的斗争行列，并在自己创作的《锄头舞歌》中增加了“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

的一段新歌词。

他说：“《锄头舞歌》之所以赶得上时代精神，最重要的还是后头这一段。”

[12]上述思想说明陶行知对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有了新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他还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反“围剿”

斗争和白区文化反“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