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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陶行知1（第11页）

国民党当局长期对晓庄存有疑虑和不满。

不久后，他们威胁陶行知，要求交出共产党名单和开除有麻烦的学生。

陶行知断然拒绝。

4月11日，国民党当局关了晓庄师范，逮捕了几十名教师和学生，通缉陶行知。

因此，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

在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国民党当局也产生了一些矛盾。

在1929年3月，由于胡适不满国民党当局的党化教育政策，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起了一场“人权”

的讨论。

他还率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诸如《人权与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批评国民党政府控制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

这些使国民党不安。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求当局拆开胡适的信件和告发他。

在1929年11月，教育部发出警告令给胡适，发表文章批评他，并禁止《人权论集》和《新月》杂志的出版发行。

虽然胡适批评国民党，实际上他不想颠覆它。

他仅想发展资本主义民主。

当胡适写《知难，行亦不易》的文章时，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

的观点，他的一些朋友担心他将遇到麻烦和不能发表，但是他坚持说：“我们想批评是自由的，可以批评国民党和批评孙中山。

我们甚至可以批评上帝，而不仅是国民党和孙中山。”

这篇文章发表后，许多人赞扬他。

说他有远见和胆识。

但是，同时“人权问题”

的讨论被结束。

胡适非常的生气，他于1931年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不理解政府抑制讨论，不信服；为了寻找“初步共识”

，必须要“相互理解”

。

这是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最大的冲突。

除了这点外，胡适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所有主要政治问题，代表国民党的利益。

“九·一八”

事变后，因为胡适反对抵抗和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他被蒋介石青睐。

10月初，蒋介石召见他，并“屈尊听取他关于全国的形势分析”

。

从这些可以看出，胡适与国民党高层建立了直接联系。

在1932年，胡适提出了独立观。

在一本杂志的介绍中他说：“我们希望保持一点独立精神，我们不想依靠任何政党，我们不盲从任何已有的思想，我们将用负责任的讲话表达我们的观点。”

事实上，胡适继续发表独立观点的文章攻击与日本的妥协政策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在1933年2月19日，他发表了《人权与保障》的文章，反对提出关于释放所有政治犯的人权保障的中国法律的建设，强调国民党政府有权惩罚颠覆政府或反政府的所有行为。

他公开反对释放在国民党政府监狱里的共产党，支持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政策。

自然地，国民党非常感激他。

3月末，行政院长汪精卫写信给胡适，请他做教育部长。

胡适写信回道：“我在政府外比在政府内为国家做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