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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生不仅在普及教育的运动中大显身手,也积极投入到生活、社会中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
如陶行知在1936年撰写的《民族解放中小先生之使命》一文中,就要求小先生为解救国难作贡献。
他写道:“我们的小先生是在参加一个最伟大的学校。
我们这个学校里有五万万先生,五万万学生,五万万同学,我们只有一门功课,这门功课就是民族解放运动。
切切识字教育、科学教育都要以它做中心。
等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平等的中华民国创造成功,一切被压迫劳苦大众都有了好日子过,才算是毕业。
全国的小先生!
这是每一个小先生应该同负的新的使命。”
三、生活教育思想的价值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大众的教育,爱国的教育,创造的教育是根本的价值所在。
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在阐述生活教育的特点时说:“从真正的生活教育来看,大众都是先生,大众都是同学,大众都是学生。
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是大众的生活法,即是大众的教育法。
总说一句,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
[36]可见,生活教育思想的基本立足点是大众,从劳苦大众的实际出发,为劳苦大众服务。
它“不是摩登女郎的金刚钻戒,而是冰天雪地的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
。
正因为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始终与大众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它为大众所接受,而它的倡导者陶行知才成为真正的“人民教育家”
。
生活教育是爱国的教育,陶行知早在1923年给妹妹文渼的信中就说过:“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与后代。
这是我们对于千万年来祖宗先烈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亿万年后子子孙孙的责任。”
[37]正是怀有如此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挽救国家厄运、造福子孙万代的崇高理想,生活教育思想才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生活教育的倡导者总是及时调整新形势下的战略任务,把生活教育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生活教育是创造的教育。
这不仅是由于生活教育的倡导者陶行知先生提出了创造教育的“六大解放”
,而且还在于生活教育思想本身的创造性。
早在1919年,陶行知就说过:“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38]在评价新学制草案时,陶行知又以建筑为例,说明了教育最忌抄袭的理由。
他说:“建筑最忌抄袭:拿别人的图案来造房屋,断难满意。
或与经费不符;或与风景不合;或竟不适用;以后虽悔,损失已多。
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
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
[39]在教育思想上,他也主张应该在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营养,对前人的学说加以改造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1946年6月14日,陶行知在谈话中说:“我的生活教育思想,大半都是从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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