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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传略（第6页）

四

1930年夏，陶知行流亡日本。

外国文化界著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等曾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请取消对陶知行的“通缉令”

。

当年底，陶知行回到上海，住在上海的租界地区，为商务印书馆译书。

1931年春，陶知行集合从英、法、美回国的科学家和晓庄学校的校友，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发起“科学下嫁运动”

，提出要把科学“下嫁给儿童”

“下嫁给大众”

的口号，普及科学教育，使下层大众都能受到现代科学教育，并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等科普读物。

在陶知行的提倡下，董纯才、高士其等写出了多种优秀的儿童科学读物。

在此期间，他还在上海《申报》的《自由谈》副刊上用“不除庭草斋夫”

笔名发表多篇对时局的评论，后来汇编成书《斋夫自由谈》。

1932年，他还在《申报》上发表连载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在1932年也汇编成一本著作。

1932年陶知行在上海，在晓庄学校“乡村教育先锋团”

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活教育社”

。

1934年2月16日，创办《生活教育》（半月刊）。

在刊物上，辟专栏《行知行谈》发表他的教育评论。

在1934年7月1日出版的《生活教育》第一卷第十期《行知行谈》专栏中，陶知行正式改名为“陶行知”

。

1932年10月1日，陶知行根据晓庄学校的教育实践，提出一种新型的教育组织“工学团”

，在江苏宝山县的大场地区和上海郊区的交界地方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

。

其意义是“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

又说明：“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

参加者有农民，有工人，接受军事、生产、科学、知识、民权、生育六项训练。

工学团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也是一个生产组织、团结群众的组织，很得工农群众的欢迎，这种教育形式只需少数经费和师资就可以推行，从而取得普及教育的效果，因此也容易推广。

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在孟家木桥附近的一些农村，肖场、夏家宅、红庙、沈家楼、赵径港等地相继成立了工学团；在沪西北新径成立了晨更工学团，还在市区租界地区成立了报童工学团。

山海工学团开创时期的主要负责人有张劲夫、马侣贤等。

在推行工学团运动中，陶知行发现了用学生教学生“即知即传”

的“小先生制”

，编写了一种识字教材：《老少通千字课》，共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4至1935年间出版。

《老少通千字课》的内容广泛，切合实际生活，通俗化、口语化，是一本很好的识字课本。

“小先生制”

对普及文化知识教育很有成效，不久即推行到21个行省和4个特别市，形成了一支普及教育的大军。

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也都曾经采用“小先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