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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化为:“陶先生的思想是正确的,见识是高超的,志愿是宏大的,意志是坚强的,生活是刻苦的,做事是勇敢的,对人是诚恳的。”
张友渔则在同日发表的文章中肯定陶行知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由人民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
,既是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也是他的政治思想。
因此,他不仅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还是一位非常坚决的新民主主义者。
12月6日,董必武在报上发表悼诗《哭陶先生》,这是中共高层人士又一次的高度揄扬。
“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
方圆中规矩,教育愈陶钧。
栋折吾将压,山颓道未申。
此生安仰止,无复可归仁。”
民主人士的纪念文章或歌或哭,或怒或骂,感情色彩显得更浓烈些。
郭沫若以《痛失人师》为题,把连丧民主运动三员大将的七月,称之为“多事的七月,可诅咒的七月”
。
“古人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逢。
’这话在今天尤其感觉真切。
有学问知识的人比较容易找,而有人格修养的人实在是如凤毛麟角。
陶先生就是这凤毛麟角当中的一位出色者。”
[7]叶圣陶在挽诗中则称之为导师,“汇为巨力致民主,庶几精诚报导师。”
[8]与逝者有32年交情的陈鹤琴以《近百年来的大教育家》为题作文,痛惜知己之死,“实是中国苦难人民不可补偿的损失,也是全世界善良人民的重大损失。”
[9]史良用诗化的语言写陶行知的倒下及其影响,“悲愤,刺激,反动势力的威胁,竟会把你的血液沸腾得爆炸!
爆炸得和我们永别呢?不!
千万个‘不’!
我希望这个爆炸,就是沸腾整个民主潮流的原子弹!”
[10]邓初民干脆起了一个“陶行知主义”
的新名词,这样就在中国近代史上平添了一名能以“主义”
称名的新人。
邓所谓的“陶行知主义”
,即“人民至上主义”
。
邓认为,它有自身特有的实现其主义的路线、方法和工具等。
因此,陶行知就是陶行知,不能把他简单地和其他人相比。
他不是一般的教育家、政治家和诗人,他是陶行知主义的教育家、政治家和诗人。
[11]
在陶行知去世后很短时间内,同国内引起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影响相呼应,在香港、南洋华侨和国际友人中产生的回响也十分巨大。
以下仍摘录有关报道。
8月25日,香港、九龙各界举行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追悼大会,到会900余人,蔡廷锴主持大会,萨空了、陈其瑗报告三烈士事迹,彭泽民、沈志远等l0余人相继发言,群情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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