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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活教育在中国教育改造史上的地位,陶行知的论述实际上是对五四以来新教育运动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
他说:“从前的教育,都是像拉东洋车一样。
自各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把他们在外国学来的……不问适合国情与否,只以为这是文明国里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里拉过来,再硬灌在天真烂漫的儿童的心坎里,这样儿童们都给他弄得不死不活了……我以前也是把外国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的东洋车夫之一,不过我现在觉得这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
生活教育则是“要在中国实际生活上面找问题,在此问题上,一面实行工作,一面极力谋改进和解决”
。
意即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体系。
他在《中国教育改造》自序一文中,对于他的教育思想由新教育运动到创立生活教育的发展作了这样的总结:“这部书代表我在中国教育里摸黑路所见着的几线光明。
从‘教授’写到‘教学’,从‘教学’写到‘教学做’,人家怕要疑我前后思想矛盾。
其实我的矛盾处,便是我的长进处。
当选择旧稿时,我曾下了一个决心,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
关于生活教育的哲学指导思想,陶行知扬弃了传统知行观和杜威的经验论,提出实践第一的观念,作为生活教育的哲学基础。
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原则,陶行知是在对杜威实验主义教育理论予以批判继承上,作出创新和发展的。
他说杜威的“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
在中国曾风行一时,但是现在我要把它翻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
他指出:“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
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要这样的学校才是学校,这样的教育才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流通的。”
生活教育是力图要总结社会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和本质,将这种大教育观念引入并改造现行的学校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
关于生活教育的教学方法论。
传统教育观往往会把教学做理解为教学活动的三个方面或三件事。
因此,陶行知根据实践第一的观念,对教学做合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
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
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
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
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做来学,方是实学。
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
从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分别……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
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
因为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
这是生活教育关于教学论思想的基本原则。
第三,生活教育理论在普及教育阶段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并且在与中外各种教育流派的比较鉴别中进一步确立自己的理论原则。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思想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思想界就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和前途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这时代大潮的挟裹与冲击中,任何一位思想家都不免要对自己的理论作一番检讨和修正。
这时陶行知正在上海领导普及教育工作,经过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考验和数次思想论战,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均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哲学思想方面,他彻底抛弃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生活教育理论的哲学思想基础。
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与生活教育社的同志参加了当时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在比较、论争、鉴别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以此作为生活教育理论的社会革命思想内容,把生活教育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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