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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峙与融合 20世纪的教育改革选1（第5页）

而这个标准就是根据孔子、董仲舒的学说精密发展出来的“三纲五常”

“四维八德”

。

虽然王守仁主张的也是这些封建道德内容，但他这种道德在自己心中的主张，却为后来人重新估价和否定先前的道德法则，怀疑不可怀疑的天道人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有了这一步才有后来反理教的斗士李贽“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的石破天惊之语，直到对“五四”

时期的价值重估运动都有积极影响。

由于王氏强调“致良知”

的重要，那他就必然注重“心力”

，把“心”

当作认识的主体，又当作认识的对象，同时又是认识的标准，这就是强调了主体性的作用，强调了每个人有自己的独立价值，有着明显的反教义、反教条的积极意义，对中国文化传统中以“理”

性压抑人性、以群体取代个体的价值观不啻是一种冲击。

每每成为以后反道统、冲破思想束缚、解放思想、发展个性的有力武器。

由于王学强调通过内在的心灵活动，自己致知，自己达于圣人的境界，认为“愚夫愚妇与圣人同”

，人皆可以为圣贤，故而主张“天下犹一家”

“中国犹一人”

，其目的当然是在使其统治阶级长治久安，但在客观上也有平等待人、泛爱众生的精神，而这与基督教“四海之内皆兄弟”

的博爱精神是相通的。

程朱理学认为“理”

是先天地万物而存在的本体，天地万物皆禀“理”

而生，而“心”

则是“天理”

的体现，但常为物质的私欲所遮蔽，要使人心复明，必须就事事物物而“穷理”

，也就是“即物穷理”

“泛观博览”

；而王学则认为心外无物，主张“切己自反”

，反求诸己，是一种强烈的内省工夫的德教。

但他也看重实践，崇尚事功，反对空言，这一点对明清的“经世致用”

之学有一定影响，与陶行知、杜威的实利主义、实用思想也有相通之处。

但王学中说的致用，主要还是治天下的本领，是指道德范畴内而言的，与现代科学技术无相通之处，在这一点上，与陶行知的现代科学教育主张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

陶行知早年生活的时代，与明代中叶有许多相似之处。

内忧外患日益加重，正处于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的双重夹击之中：“一方面是内部危机正在日趋严重的封建的帝国；一方面是已经有了三百年殖民地‘事业’的经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15]鸦片战争前，中国人一直被封闭在封建帝国、宗法制度和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心的沉闷空气中；高度专制集权的官僚政治，其腐败已病入膏肓；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濒临破产，农民起义不断削弱着地主阶级统治的根基；世风日下，道德衰颓，民性压抑，民族的生机和创造精神澌灭无余。

为了挽救这种衰败的局面，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编纂《性理精义》《朱子全书》，鼓吹“义”

“理”

之学，企图以“存天理、灭人欲”

的纲常伦教继续钳制人心、麻痹人民。

在经济方面，中国的人口在18世纪至少增长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