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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一组诗作的编序及其所叙内容,可以判定陶行知自日本归国的日期最迟在3月24日之前。
这就是说,陶行知第二次出洋的归国时间当在1931年3月15日至24日之间。
并由此可知,他第二次出洋仅5个多月时间,比较第一次出洋历时3年和第三次出洋历时2年又一个半月(即1936年7月11日至1938年8月31日)来说,这次因政治避难而“去日本考察”
的时间却短得多。
[1]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6页。
[2]《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3]《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139页。
[4]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5]《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6]《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728页。
[7][美]司徒雷登:《我所认识的陶行知》,载《陶行知先生纪念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6年版,第5页。
[8]《美大使痛悼陶行知逝世》,载《联合晚报》,1946年7月27日。
[9]缪秋笙:《四十年来之中国基督教宗教教育事工》,载《金陵神学志》第26卷,第1、2期合刊(1950年11月)。
[10]郭中一:《金大60年来宗教事业之概况(1888—1948)》,载《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258页。
[11]艾迪演讲词题为《中华民国之将来》,载《金陵光》,1913年第4卷第2期。
[12]《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28页。
[13]《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4]《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370页。
[15]先是“对于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人物”
郭秉文,于1925年1月被北洋军阀免职,这位完全献身于事业的职业型教育家的下台,“意味着新教育改革运动开始衰退”
([美]Barry:《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与新教育改革运动》,转引自周洪宇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继之“当时影响最大的教育刊物”
《新教育》杂志在出版11卷53期后被迫停刊,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舆论阵地和理论基地由此被毁。
再是改进社的要人们如张謇、范源濂分别于1926年8月和1927年2月去世;蔡元培于1926年2月自欧洲从事学术研究归国后“误入歧途”
——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协组新政府;汪兆铭成为一名典型的政客;李建勋正忙于改组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黄炎培则于1925年后忙于实现“大职业教育主义”
,后又与国民党闹“别扭”
而遭通缉。
[16]《熊希龄集》(下),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0-2041页。
[17]《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191页。
[18]其中变易情况,参见《熊希龄集》(下),第2040-2041页。
[19]参见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982年),以及南京大学高教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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