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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选1（第4页）

也正因有此，在后来的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化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他们成了真正在思想上有推动力量的新一代。

陶行知归国后至第二次出国前的事业经历，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陶行知的第二次海外之行，是在1930年深秋。

其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仅过三年多时间，与第一次出洋的目的截然不同，第二次出洋的动机只不过为了避祸逃难——此时的陶行知，是一名受到政府通缉追捕的政治犯，因而出国的目的地选在日本。

尽管第二次出洋时，在政府的通缉令和追捕告示上，陶行知被称作“勾结叛逆”

“图谋不轨”

的“首要反革命分子”

，但在其时的社会尤其在民国政府管辖下的教育界，他却是一个享有盛名的“教育家”

。

早在第一次出洋归国后，陶行知就如同春蚕成茧，开始了人生成长的第一轮蜕变，作出了人生道路上目标永恒的事业选择：一回到国内，即将既往获得的会通中西的知识养分，转化成对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的不断变革和进步的尽心奉献。

经过高等学府的教学革新，平民社会的教育推广，以及乡村教育事业的全面实验和改进，陶行知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试验、探索、总结和创新，于中国教育史上建构起一种具有革命精神的“生活教育”

理论，以此丰富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思想宝库，开拓了一种改造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崭新路径。

从东南高等师范的教育改革，到东渡日本前夕晓庄师范学校的乡村教育改造，在某种程度上，陶行知的事业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变革的一个过程，即教育早期现代化或教育转型的一种必经程序或必然趋势。

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变革，最早萌动于鸦片战争时期。

其时提倡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们，面对日益积重难返的社会危机和日益空疏腐败的封建教育，企望通过“实用之学”

的提倡，来实现教育领域的变革，并且以留世的文字将这种变革方案设计于自身的议论之中。

不过，其时人们虽说也有过“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呼喊，但教育变革的实施路径只是在“传统”

圈子里打转，诚所谓“药方只贩古时丹”

。

直到洋务时期新式学堂产生后，早年提倡经世致用的人物们于文字议论中的教育变革，才在后人手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甲午战争时期，30余年间的中国教育变革，主要立足于器物层面上或技艺范畴中对西方教育有关内容的认知和择取。

在“中体西用”

的思想指导下，借助某些西学内容——主要是一些西器制用知识的掺和之力，松动传统封建文化教育的束缚，拓展出一种人才培养的新境地。

甲午战争之后，在外力对中国社会再三侵逼的刺激下，教育领域在长期量变的基础上出现了部分质变。

从戊戌维新到民国初年，中国教育的变革，已经由器物层面扩及到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制度的嬗变。

人们对于教育社会功能的整体认识，再也不是单纯的造就人才为世作则的精英教育思想，而是将教育的对象转向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国民全体。

由是“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的传统观念，已为“造就国民”

“富强国家”

的近代意识所替取。

随着新型学制在清末的确立和民初的变革，不仅科学教育的实用价值开始受到肯定，西学在知识体系中的真实地位得到确认并被承认为“新学”

，而且国民有无文化知识的比例已成为从事教育的人们关注的事业主题或时代热点。

几乎与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同时并起，近代中国新一轮教育变革亦随之出现，尤其经过五四运动的时代洗礼，中国的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层次更深层面更广的变革时代。

这就是包括陶行知在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教育领域中积极致力于“民主”

与“科学”

的体验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