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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行知早期教育救国思想1（第6页）

这些作为“教育救国”

的实绩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人们对教育的功用不同程度地有所认识。

正如章开沅教授所言：“我们应当批判那些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类美丽的空话来阻挡革命潮流的政客，但是不能因此一概否定那些可能迷失政治方向，然而曾在中国的土地上为营造近代化大厦添砖加瓦的先辈。”

[9]陶行知在那样的环境里能够取得如此实绩，实在是不容易的。

可以说为中国教育发展奠下了一定的基础，探明了发展的道路。

事实证明，陶行知企图通过普及教育来改造社会，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孤立无援的教育是难以救国或推动社会改革的。

但是实践也说明，不注重教育的革命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此，对陶行知的“教育救国”

思想应该给以科学合理的定位，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1]原载《理论月刊》，1997年第3期。

[2]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第二章，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所谓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一般指社会发展要通过局部改革，而不是全部变革或暴力革命的思想主张，也指采用缓进和秩序的方法，否定激烈破坏的手段。

陶行知明确地指出，实现民主有一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之举。

“欲速则不达”

，蹴等而就，不经中介，不经过渡，必致失败。

辛亥以降，民主共和之所以弊窦丛生，重要原因是辛亥革命这一方式过于激烈，“发动太过”

。

他认为这一场运动的发动者行躁进而非渐进，完全背离了国情。

[4]所谓“六大教育运动”

，按陶行知自己的归纳是指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和民主教育运动。

前二者是受“教育救国”

思想支配的教育实践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和全面教育运动是向“革命教育”

过渡形态，而民主教育运动则基本不属于“教育救国”

的范畴。

此外，陶行知还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实际发动和领导者之一，这是他教育生涯中最早的一场受“教育救国”

思想指导的教育实践活动。

[5]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载《实验主义者的幻灭》，香港新中国书局1949年版。

戴伯韬所记陶行知的这一段话，大约讲于1930年夏。

[6]《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7]《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8]《社会改造之出发点》，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30页。

[9]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骞传稿·自序》，上海，中华书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