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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需要诉说 西北联大的命运与意义1（第2页）

抗战时期最著名的联合大学是西南联合大学，其次是西北联合大学，另外还有一所更被人们遗忘的联合大学是1942年1月才筹备的东南联合大学。

该校在福建建阳，由暨南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30多所公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联合组成。

但是到1942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又决定东南联合大学归并到其他大学。

因此东南大学筹建才一年，命途比西北联合大学更为多舛[4]，但其体制与西南、西北两个联合大学类同。

这种联大体制最高决策机构是校务委员会，由组建前各校校长出任常委。

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西南联大有3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

前两位老教育家为了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轻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他们两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合大学的实力支持。

西安临时大学也不设校长，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4人为常委，由常委商决校务。

西北联大沿袭西安临时大学制度，由校务委员会、常委商决校务，后来即使有校长，但地位仍不高于常委。

这在现存的1939年颁发的西北联合大学毕业证书上，常委在前的排序上可以看出来。

西北联大及其各学校主要是精神上的统一。

在临时大学和联合大学期间，虽然西北联大有形式上的统一，但各院校还相对独立地组织教学活动。

学生毕业时，发给的毕业证上，都有原有学校公章。

1937年至1939年，西北联大毕业学生660余人，仍发给原校证书。

[5]

抗战时期的联合大学有共同的校训、校歌、校徽。

例如，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

，校歌是冯友兰作词、张清常作曲的《满江红》。

1938年10月19日西北联大第四十五次校常委会议决议，以“公诚勤朴”

为校训，并聘请黎锦熙教授撰写校歌歌词。

因此，对外界而言，联合大学是一所大学；但对内而言，组建联合大学的各校还是有一定的分野，其体制就如西北联大校歌开头的四个字——“并序连黉”

。

在西北联合大学分立为五校以后，虽然学校的独立性得到加强，但西北联大各子体之间还保持密切联系。

最先分出的西北工学院与西北大学在近两年的时间共有一位校长。

西北师范学院虽然在1939年8月名义上分出，但直到1944年11月完全迁兰州前，一直在城固与西北大学合班上课，90%以上的教授合聘，共用图书馆等教育资源。

西北医学院1946年8月复与西北大学合并回迁西安。

五校联合招生、联办先修班、联办社会教育、联合创建西北学会，甚至联合争取权益，对外共同发声。

西北联大“公诚勤朴”

的校训为大多数学校所承续，或直接继承（如西北大学），或演为“公诚勇毅”

（西北工业大学）、“诚朴勇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直到1945年、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国立西北大学分批为西北联大二十七年度、二十八年度两届各院系160余名毕业生（借读生、转学生）换发毕业证，这些毕业证书同时加盖有西北联大四常委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的签章，学生所在学院的院长签章，以及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签章和教育部核审章，[7]表明分出各院校在更名七八年后，仍有精神上的联系。

这种特殊时期形成的统分结合的联合办学体制值得深入研究。

二、首次全国统一招考时的西北联大

抗战时期高校大规模内迁，包括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是与政府“平时作战时看，战时作平时看”

，大力保存和发展高等教育的方针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