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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汉宋之争 考据与性理的思辨（第2页）

在学术上，他们从批判王学开始，从而兴起虚与实、本体与功夫之辩。

东林学者高景逸云:“不患本体不明，只患功夫不密。”

史玉池亦言:“有本体自有功夫，无功夫即无本体。”

（《明儒学案》卷五十八、六十）顾炎武言辞更为激烈，他在《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条说:宋明以来学者不学习六艺，不考证百王之典则，不了解当代的事务，整天倡导“明心见性”

这样的空话，不为“修己治人”

的实学。

最终只能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覆，宗社丘墟”

的结果。

他已将明代的危亡归咎于宋明理学所造成的空言心性的虚浮学风。

他的《答友人论学书》则是直接将明末空疏颓败的学风归罪于王守仁所倡导之“心学”

。

而针对“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

（《日知录》卷十八）之王学末流所造成的人心疲弊，顾炎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

的归本之论。

由此也兴起了清初由对王学的批判进而出现的对宋明理学的反省。

与顾炎武齐名的王夫之，也认为晚明心学所引起的空疏蹈虚的学风误国误学，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种学风的根源在于佛老之学，他批评陆王“屈圣人之言以附会之，说愈**矣”

，与佛教的本质无异，因而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佛老，提出天地自然皆为实有的思想。

他的《船山遗书》中有很多言论反映了对王学的不满，正如梁启超所说“皆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

（《清代学术概论》）。

图4-10-3黄宗羲像

另外，著名学者黄宗羲批评理学心性，比如批评理学家口谈“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治阔论”

，而国家“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

（《南雷文定》后集卷三）。

这是针对张载《西铭》所发之议论，这种批评明显带有现实致用的政治色彩。

同时，黄宗羲又提出“道无定体，学贵适用”

，倡导为建立理想社会需要新的学风，否定王学虚无空蹈的学风，从而对清代考据学的兴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考据与性理

当然，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实学精神，既落实于现实的经世致用，又反映在学术的文本研究，因此他们注重语言训诂、真伪考证、探赜学理，这些对清代文风的转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继后对清初学术起着重大影响的是阎（若璩）胡（渭）考据学与北方学派的颜（元）李（塨）实用学风。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禹贡锥指》《易图明辨》，都被学界奉为清世新汉学之开山。

这些著作考证精详，去伪求真，正是对宋明儒家治学中存在的空疏简陋的反拨。

颜元、李塨学派治学倾向平实，其中颜元思想中则有很多批评程朱理学的言论。

他在《存性编》中说:“大约孔、孟以前责之习，使人去其所无。

程、朱以后责之气，使人憎其所本有。

是以人多以气质自诿……其误世岂浅哉?”

所以他的思想是由程朱返归孔孟，取儒门上乘之义。

出此思想动机，颜元反对周、程以来“寻孔颜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