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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制度篇（第2页）

中国古代姓氏按父系延续，族群关系遵循父族、母族、妻族的次序，而以父族为主。

父族（又称宗族）的系统，按《丧服小记》之说，为“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

，“三”

指父、己、子三代，“五”

指祖至孙（含堂兄弟）五代，“九”

指高祖至玄孙（含族兄弟）九代。

古人的家族观念很重，一些文人学士，如白居易被称为白二十二、李绅被称为李二十侍郎，这种排行就是按家族中同曾祖兄弟的长幼次序来排算的。

二是家族制的发展演变。

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周初至战国，为宗族优势时期;第二阶段从秦汉至清末，为家族优势时期（见芮逸夫《递变中的中国家庭结构》）。

宗族优势时期，即父系氏族家长制向宗法制演进的时期，其标志则是西周宗法制的确立。

实际上，早在夏朝，王位世袭已成制度，即《礼记·礼运》所谓“大人世及以为礼”

，“世”

指子继父位，“及”

指弟继兄位。

考察夏朝十四世十七王，有两次为弟及，其余都是子继（见《史记·夏本纪》）。

这种世袭统治权的确立反映了夏朝宗族势力的初兴。

另外，夏朝宫殿（如明堂之制）的建构已具有会诸侯、崇宗庙的意义，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朝晚期宫室遗址即可为证，也充分说明了宗族制的渐趋成型。

图2-1-1甲骨文

如果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宗法制完成形态的主要内涵，则殷商时代特别是商晚期已初步具备了宗法制雏形。

尽管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认为商朝实行的是兄终弟及制，但这仅限于一些特殊情况，如太乙（汤）为商第一代王，其太子太丁没有来得及继位就死了，其王位才由他的弟弟外丙、仲壬继承。

根据近年对殷墟甲骨文的深入研究，商时以嫡长子世袭为主。

如上例，即使仲壬继承了王位，但他死后王位又归还给太丁之子太甲。

最典型的例子是商王帝乙的两个儿子启与辛。

启是帝乙的第一个儿子，但由于其母当时的身份是妾，所以他不能成为太子，当然也不能继承王位;而其母在生辛时，地位已升为妃，因此，辛虽然是启的同母弟，却被立为太子，这就是商朝末代王纣。

推纣以前四世，商王均是父死子继。

此外，据《左传》定公四年有关周初分封诸侯的记载，可知在殷商之世，宗族内部已有诸如宗氏（大宗）、分族（小宗）与丑类（宗族中的平民或奴隶）的等级分别，而王邑、方国邑、诸侯臣属邑和其他邑聚的兴盛，已呈现出宗族分国之象。

上述各种因素与宗法制的完成关系密切。

二、宗法制度的特征

到了西周，宗法制度在商朝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发展，已臻于完善，并形成了井然有序的血缘、伦理、政治的社会构造体系。

可以说，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宗法制度最为系统与典型，其主要特征如下。

首先，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

图2-1-2《礼记》书影

嫡庶之制在殷商晚期已经出现，到了西周更加严格，嫡长子具有优先继承权，以此为前提，宗族内部又有大宗、小宗之分，二者都把正嫡作为宗子，宗子才能承祀，受到宗族成员的敬奉。

关于大宗、小宗，代表说法是《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

所谓“别子”

，与直承大统的嫡长子相比，显然是没有取得权位的直系继承资格，只能另为一系，成为他所受封地采邑的始祖。

别子的后代也有嫡庶之分，嫡长子继承其财产，为大宗;而“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