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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耕织文明 中国文化的经济基础（第2页）

汉代时匈奴背叛不臣，屡次侵犯边疆。

统治者考虑到长期的兵备会劳民伤财，而不防备又侵盗不止，于是修筑长城，使之成为汉、匈的边界线。

长城作为保护农耕经济区人民安居乐业的人工屏障，功不可没，所以孙中山先生感叹长城对后世的功劳与大禹治水的功绩不相上下。

但是，民间为什么又流传着千年未绝的哭倒长城的歌声呢?这个答案应该在两大经济区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由此导致的不同的文化观念中去寻找。

被历史学家称为“住国”

的农耕区人民，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战争形式格格不入，他们最切实的生存与美好的理想就是那种“小园几许，收尽春光”

（秦观《行香子》）的耕织之乐和睦邻之亲，以及由此升华的以德治理天下的境界。

与此相反，被称为“行国”

的游牧民族，他们吃肉饮酪穿皮衣，没有固定的城郭和田园，仿佛飞鸟走兽活动在旷野中。

遇到水足草茂的地方他们就停留下来，水竭草尽就赶着牲口继续寻找，这样难免会扰乱农耕民族的边境。

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战争形式完全一致，由于以射猎禽兽为生，形势有利，他们就前进;形势不利，他们也不因为逃跑而感到羞愧。

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使他们不像农耕区注重社会秩序而讲究礼义。

于是，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农耕区和以北方广漠为主的游牧区在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态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二者之间的对立，在具体的军事行为方面，长城自然被推到战争的前沿阵地;在宏观的政治方面，有征伐与“和亲”

两种策略的交互实施;而在文化方面，也形成了长期对峙中的绌补。

图1-3-3舞俑墓壁画———《狩猎图》

在汉族政权与北方匈奴、鲜卑、乌桓、柔然、回纥、契丹、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间，出现了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

首先，中国历史上只有以“夏”

变“夷”

，而无以“夷”

变“夏”

的担忧。

这种现象在汉族政权稳定时期的“王天下”

思想中自不待言，就是在政权衰落期，汉统治者也以“尊王攘夷”

为号召。

同样，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无不走汉化的道路，发扬礼仪之邦的文化传统。

鲜卑拓跋部从最初聚居地嘎仙洞迁徙到平城历时四百多年，行程四千余里，步步南迁，努力汉化，从一个部族发展壮大为在魏晋诸民族中独领政治**的民族，而且它越是接近中原地区，向汉文化靠拢的势头就越猛。

他们建立的北魏政权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诸方面与汉族趋于一致，并最终在民族意识上与汉族达到认同。

蒙古族与满族的汉化也是如此，夷夏观念在外族入主的过程中受到冲击，有所改变，学者开始以文化的而不是民族的意义来诠释“中华”

，凡是接受先王之教的，就属于中国;凡是穿戴讲究威仪，习俗讲究孝悌，居身讲究礼仪的，都可以用“中华”

视之，不论它曾经拥有过多么落后的风俗。

以夏变夷已经摒弃了民族的身份，专注点在文化的性质上。

图1-3-4王昭君像

两大经济区域文化对峙与绌补的过程，是以互补与融会为主线的。

从汉族中心文化来看，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来已久的自足体系，但在与游牧民族的交往中，又吸收或接纳了他们尚武善战、生活流动所形成的文化特性，为汉文化的不断更化提供了新的气息。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唐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它在南北朝胡汉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基础上，以无所畏惧的胸怀，不设“胡”

、“汉”

界限，积极吸收胡文化，给华夏民族输入了新鲜的文化血液，重振了民族精神。

实际上，唐宗室本身就是胡汉混杂的血统，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的母亲都是鲜卑人。

在唐代，可以说汉人（汉民族）胡化得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