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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地缘政治 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第3页）

为目的地。

传说中的昆仑山以产玉闻名，是有名的玉山。

古人以为服玉可以长生不老。

这种认识在战国时期已十分流行。

屈原在《九章·涉江》中写道:“登昆仑兮食玉英。”

诗人在幻想世界中登上昆仑山服食玉英（玉的精华），以致长生不死，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多供奉昆仑诸神，又称它为“玉昆”

，即群玉山。

李白《清平调》以“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歌咏四大美人之一的贵妃杨玉环，将她比作昆仑山上的女神;李贺《马诗》的“忽忆周天子，驱车上玉山”

，追述周穆王西行的故事也联想到此山，这些都是有深厚的宗教背景和悠久的神话传说为基础的。

从古至今对昆仑地理形势的考察，实际上暗含了对中国文化起源于西部的体认。

撇开具有神话性质的古史传说不提，从人类文化起源来看，人类文化最先开始于有河水灌溉的地区，肥沃的冲积带和充足的水分为农业的生产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

我国古代文化遗址分布极广，如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岷江附近的三星堆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和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等，已呈示早期农耕文明的征象。

以农耕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文明的发展，比较突出地表现在黄河与长江流域。

但文化的起源并不依赖河流本身，而是河流的各条支流。

每一支流的两岸和它流进江河的两水相交的那一个三角地带，是古代中国文化的摇篮。

例如，唐、虞文化兴于山西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三角洲;夏文化兴于河南西部黄河大曲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三角洲;周文化兴于山西东部黄河大曲的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三角洲。

此后相继繁荣的江汉、江淮以及珠江三角洲等，表明了中国农业文化的发展与扩大。

从这样的地理环境与地缘特征，我们又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地域文化、两河文化（南北文化）与大一统文化的递进关系和结构关系。

这也是古代学者对地理与文化持论圆通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周汉以来，我国地理学著作不断出现。

著名的有《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山海经》《汉书·地理志》（由此开启历代史书的《地理志》），晋裴秀的《地形方丈图》与“制图六体”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李泰的《括地志》、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沈括的《梦溪笔谈》，元朱思本的《舆地图》，明罗洪先的《广舆图》、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清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刘献庭的《广阳杂记》、孙兰的《柳庭舆地隅说》、和宁的《西藏赋》、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及《新疆赋》、洪亮吉的地理学与人口理论、魏源的《海国图志》等。

图1-2-4徐霞客像

图1-2-5《山海经》书影

从众多的地理论著中，可以看到古代学者对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所持的见解。

古代地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

天有日月星辰，舒布成彰，故称天文;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地理。

仰能观天文，俯能察地理，做到这两点，说明他已经了解了大千世界的幽明之事。

《周礼》设置了大司徒、职方氏、冢人等二十余种官职掌握九州形势，山川所宜，涉及土地、财政、民族、人口、城市、村落、墓园等各端，构成极为完备的人文地理知识体系。

古代的地理学研究将地域观念与行政管理结合起来。

虽然那时的学者也讲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

（《礼记·王制》），但如果遍考古代典籍，古人论地域的观念，着眼点与国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因地论人不同，而是以地域的差别为王者制礼与治理国家提供学术指导，这就是所谓的移风易俗，以教化培养理想的人伦。

可以说古代地理论著，绝大多数是为王者画野分州的行政管理服务，达到协和万邦的目的。

唐太宗李世民将天下分为十道来治理，他的四子李泰为此写出了《括地志》。

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志》的目的也在于帮助明王圣主了解天下的形势，占据有利的地形，以获得战争的胜利。

正因如此，致用精神成了地理学的中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