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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嫉羡与感恩04（第6页）

他和他的兄弟被一名警察逮捕，警察和善地看着他，所以病人希望自己最后不会被处决。

他似乎把他的兄弟交给了命运。

病人很快意识到：这个行为不良的兄弟是他自己的一部分。

他最近用“行为不良”

来表达他自己行为中一些很小的问题。

我们应该记得，在前一个梦中，他曾提到一个他无法处理的不良少年。

我提到的迈向整合的一步，表现在病人为行为不良的兄弟负责，与他在“同一艘船上”

。

我的解释是：谋杀并抢劫那些和善地接待他的人的罪行，是他攻击分析师的潜意识幻想，这还涉及他经常表达的焦虑，担心他想从我这里得到越多越好的贪婪愿望会伤害我。

我将这一点与他和母亲关系中早期罪疚感联系起来。

和善的警察代表不会严厉控诉他的分析师，会帮助他摆脱自己坏的部分。

此外，我还指出在整合过程中，分裂（自体的和客体的分裂）的使用再次出现。

这一点显示在分析师作为双重角色的形象上：既是和善的警察，也是迫害者沙威（在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病人的“坏”

也投射在他身上。

虽然病人理解他对自己人格中“行为不良”

的部分负有责任，但是他仍旧在分裂他的自体。

“无辜”

的人代表着他，而他遭追捕所进入的下水道，意味着他的肛门和口腔破坏性的深度。

分裂的再现不仅是因为被害焦虑，也是因为抑郁焦虑，因为病人觉得他无法带着自己坏的部分面对分析师（当她以一种和善的角色出现时），而不伤害她。

这就是为什么他诉诸联合警察来对抗他自己坏的部分的原因之一，在当时他就希望灭绝这些坏的部分。

弗洛伊德早期曾经接受“某些个体在发展上的差异是因为体制因素”

的观点。

例如，他在《性格和肛门性欲》（CharadAism，1908）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认为强烈的肛门性欲在许多人身上是体质性的。

【“我们从这些迹象推断：肛门区性感带的重要性，在这些人天生的性体质中得到强化。”

】亚伯拉罕在口腔冲动的强度中发现一个天生的要素，他将口腔冲动和躁郁疾患的病因联系起来。

他说：“……真正体质的和与生俱来的，是对口腔性欲的一种过度强调，同样在某些特定的家庭，肛门性欲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优势因素。”

【《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

】

我先前已经提到，在与原初客体（即母亲的**）的关系中，贪婪、怨恨和被害焦虑有一种体质基础。

在这个讨论中，我有所补充：嫉羡作为口腔和肛门施虐冲动的一种强力表达，也是体质性的。

在我看来，这些体质因素在强度上的差异，和弗洛伊德提出在生死本能的融合中，其中一个本能的优势有关。

我相信，其中一个本能的优势和自我的强弱有关。

我经常提到自我的强度与自我必须处理的焦虑（作为一种体制因素）之间的联系。

忍受焦虑、紧张和挫折有困难，是自我（从出生后生命开始）相对虚弱的一种表达——自我与它所体验到的强烈破坏冲动和迫害感相比较的一种虚弱。

这些加诸虚弱自我的强烈焦虑，导致诸如否认、分裂和全能感这些防御的过度使用。

这些防御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最早期发展的特征。

我的补充与我的理论是一致的：一个体质上强壮的自我，不会轻易变成嫉羡的牺牲品，并且更能有效地实施好和坏之间的分裂，而我认为这样的分裂是建立好客体的前提。

于是，自我比较不会受那些导致碎裂的分裂过程（带有明显的偏执—分裂特征）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