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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精神分析结束的标准 1950（第2页）

然而，由于这种恐惧意味着她所爱的客体，也就是她感觉到在她体内的婴儿遭到破坏，因而令其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抑郁焦虑元素。

和我的论点一致，正常发展的前提是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必须被大量减少并有所缓和，因此，正如我希望在先前的论述中已经明确的那样，对于结束儿童与成人分析的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我可以界定如下：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必须被充分地减轻，而且依我看，其前提是要分析最初的哀悼体验。

在此我要顺便提一下，即使分析追溯到发展的最早阶段（这是我的新标准的基础），其结果仍然会依据每个病例的结构与严重程度而有所不同。

换句话说，虽然我们的理论与技术已经有所进展，但我们必须将精神分析治疗的局限铭记于心。

现在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我所提出的处理方式，和某些我们熟知的标准（例如一种已经建立的潜能与异性恋；具有爱、客体关系及工作的能力；以及特定的自我特质，这些特质促成心理稳定，并且和适当的防御有关）有多大的关联呢？所有这些发展的层面与被害、迫害焦虑的缓解是相互关联的。

关于爱与客体的能力方面，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只有在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并未过度的情况下，这些能力才能自由地发展。

而在自我的发展方面，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在这个联系中有两个特征经常会被强调，即稳定性与现实感的增长。

但是我认为在自我深处的扩展也是同等重要的。

具有深度与完整的人格，其内含要素之一是具有丰富的幻想生活，以及能够自由感受情绪的能力。

我认为，这些特质的前提是婴儿期的抑郁位置已经被修通，也就是说，所有和原初客体有关的整套经验：爱与恨、焦虑、哀伤与罪疚感等以经被反复地体验过。

这种情绪的发展和防御的本质有密切的关系。

抑郁位置修通工作的失败，密不可分地联系着抑制情绪及幻想生活并阻碍洞察力的那些防御机制的主导地位。

这些防御机制（我称之为“躁狂防御”

）虽然并非不符合自我的稳定性与强度，却是肤浅的。

如果在分析中我们成功地减轻了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并因此而减少躁狂防御，那么结果将会是自我在强度与深度方面的提升。

即使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分析的结束必定会激发痛苦的感觉，并且再度唤醒早期的焦虑，形成哀悼的状态。

当分析结束所代表的失落已经发生时，病人仍然必须自己进行他所担负的那部分哀悼工作。

我想这一点解释了以下事实：在分析结束之后经常会获得更多的进展，如果我们应用我所提出的标准，便可以更容易地预测这一点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少。

因为只有在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已经大部分被缓解之后，病人才有可能靠自己进行最后一部分的哀悼工作，这再一次隐含了一种现实检验。

此外，当我们决定可以结束分析的时候，我认为在数个月之前让病人知道结束的确切日期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种做法可以帮助他在仍接受分析的期间，修通并减少不可避免的分离的痛苦，并且为他将要进入的过程——独自完成哀悼的工作做准备。

我已经在本文中清楚地表明：我提出的标准，其前提是分析曾经追溯到发展的早期阶段，到达心理的深层，并且已经修通了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

这一点将我带向一个与技术有关的结论，在分析过程中，分析师经常看起来如同一个被理想化的任务。

理想化被当作对抗被害焦虑及其后果的防御，而且是这种防御的必然结果。

如果分析师容许过度的理想化持续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他主要依赖于正向的移情关系（positivetransference），他可能真的获得某些进展。

不过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任何一个成功的心理治疗。

只有通过分析负向的移情关系，而不只是分析正向的移情关系，焦虑才有可能在根本上获得减轻。

在治疗过程中，精神分析师在移情的情境中代表了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和那些在早期发展过程中被内射的形象是相互呼应的[克莱因，1929；斯特雷奇（Strachey），1934]。

因此，有时候这些人物形象被内射为迫害者，有时候则被当作理想的形象。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形象存在着。

随着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在分析过程中被体验到并最终得以减轻，分析师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更大的整合，同时在超我的各个方面之间也获得了更好的整合。

换句话说，最早期的恐怖形象在病人的心中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可能会说他们基本上是改善了。

只有在迫害形象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严重分裂得到减轻，攻击以及力比多的冲动已经彼此靠近；只有当恨已经被爱化解时，好的客体（不同于理想化客体）才能够在病人心中被稳固地建立起来。

整合能力方面的进展，证明了源自早期幼儿期的分裂过程已经减弱了，而且自我的深度整合已经发生了。

当这些正向的特质被充分地建立时，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分析的结束并不是过早的，尽管它会再度唤起急性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