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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02（第2页）

如果我们把力比多的各种波动变化视作退回，我认为这种退回波动是早期发展的特点：在早期，性器性欲多次发展被终止之后，最终得到完全确定和加强。

如果我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很早就开始的提法准确无误，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描述就不会与弗洛伊德上面所述的观点互相矛盾了。

我的论点将证实弗洛伊德尝试性提出的另外一个提议，他说：“也许退回不是个体体质因素造成，而是时间因素，也许退回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性器结构太脆弱，也不是因为施虐最高峰时自我的反抗开始得太早。”

弗洛伊德反对这个观点，他说：“我不准备就这一点发表确定的说法。”

但是我想说，精神分析观察并不支持这样的假设。

分析观察表明了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进入时，性器阶段就已经启动；另外，神经官能症的开端属于生命后期，在歇斯底里症之后，属于童年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进入潜伏期时）【《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3页，第14页。

。

我的观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第一阶段，症状本身的显著表现却是在潜伏期的开端。

如果我断言我的观点正确，这些反对意见就都可以抛弃了。

我相信强迫性机制在童年很早时期——幼儿一周岁以后就开始有活力。

这个观点是我理论的一小部分，我认为超我在儿童生命的最早期形成，最开始感觉到的是焦虑，随后，早期施虐阶段慢慢接近，罪疚感也出现了。

这个观点与我们目前已经了解的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

我在这本书的前面部分描述了病例分析，我的观点建立在这些病例上，现在我想从理论上支持这些病例分析。

让我们再次转向弗洛伊德【同上，第128页。

的观点：“就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而言，所有后期病症形成的主要原因一定是自我对超我的恐惧。”

我却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是纠正早期焦虑情境的手段，而且，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严厉超我并不与儿童发展早期未经修正的、可怕的超我有什么不同之处，这让我们更加接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为什么这种神经官能症的超我竟然如此严厉？

儿童罪疚情绪与外尿道施虐和肛门施虐紧密相关，这些情绪来源于幻想攻击，在施虐高峰期【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性器阶段唤起的罪疚感与“保持清洁”

伴随的退回有关，此观点没有纳入这种严厉的罪疚情绪，也没有考虑焦虑情绪与前性器阶段发展趋势的紧密联系。

这种早期“保持清洁训练”

给成年人的永久印象及其影响儿童终身心里发展的方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成年人的精神分析中看见——它们均指向儿童早期“保持清洁”

的做法，以及由此导致的罪疚情绪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费伦齐（Ferenzi）在《性习惯的精神分析》（1925）中委婉表示，这两者之间有更加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存在某个超我生理前导，他把此前导称之为“括约肌道德”

（sphiy）。

，儿童幻想攻击母亲的身体。

在早期分析中，我们了解儿童害怕“坏”

母亲，这个母亲不断要求儿童归还大便和从她那里被偷走的干净小孩，因此当生活中母亲（或者保姆）要儿童保持清洁的同时，她就变成了一个“坏”

人，这个“坏”

人不仅要求儿童远离大便，而且在儿童的幻想中，这个人总是想要从他的身体内武力夺走这些大便。

另外一个巨大的恐惧来源是内射意象，因为儿童的破坏性想象力针对的是外部客体，他总是以为身体内部有同样野蛮的破坏性攻击。

在这个阶段，把粪便比作危险、有毒、可燃烧物甚至各种攻击武器，其结果就是儿童害怕自己的排泄物变成攻击自己身体的武器。

这个排泄物等于攻击工具，以及儿童的攻击幻想进一步造成儿童害怕外部和内部客体的攻击，这些焦虑的源头全部都强大无比、手段高明，我认为训练孩子“保持清洁”

是造成儿童焦虑情绪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因此，儿童表示厌恶、遵守秩序和保持清洁，这些反应的形成来自于各种不同源头的焦虑情绪，这些源头都来自早期危险情境。

从肛门期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儿童与客体的联系已经发展，我们知道，他的怜悯反应更加显著可见。

而且正如我之前所强调，他对客体的满意情绪保证了儿童自己的安全，保护他不受外在和内在的破坏，客体修复成原样也是他身体保持完整无损的必要条件【各种反应的形成和罪疚感进入时期是在自我形成的早期——最早是儿童进入一周岁时（亚伯拉罕[Abraham]在一两篇文章里支持了这个观点）。

在他的《力比多发展的简短研究》（1924）中，他说：“在伴随同类相残的性目标的自恋阶段，本能抑制的第一证据以病态焦虑的形式出现，克服同类相残冲动的过程与罪疚感紧密相连，罪疚感作为第三阶段的典型抑制现象进入前场显目位置。”

（第496页）。

我认为兴起于早期危险情境的焦虑与强迫特征和强迫症症状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