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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4页）

我同样想强调一下各类儿童生理疾病中的心理因素。

可以明确的是，很多儿童大多都会通过生病来表达焦虑和罪疚感（此种情况下康复具有安抚作用）。

一般来说，如果儿童在某个年纪经常患上某种疾病，这部分原因是由神经官能症引起的。

这种心理性疾病不仅会导致儿童更容易受感染，还会增强疾病的严重度，拉长患病的持续时间【比如，有些案例中会出现百日咳，在短时间的暂停之后，分析治疗会重新开始。

我发现第一周时，儿童会咳得越来越厉害。

第一周之后咳嗽次数会急剧下降，康复的速度也比平常快好多。

在这些案例中，咳嗽潜意识中被赋予了意义，每一阵咳嗽代表了严重的焦虑，而焦虑反之更加刺激了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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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经过一整套的分析治疗后，儿童得感冒的几率会大幅度减少。

在有些案例中，儿童几乎没再感冒了。

我们知道神经官能症和人格的塑造有紧密联系，而且在成人分析中发现，神经官能症还会让他们心性大变。

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在大一点的儿童身上发现，分析几乎一直正面影响着他们的人格变化，但是如果这个分析更早进行的话，它不仅可解决神经官能症问题，还可以消除教育障碍，这可谓意义深远。

可以说，幼儿的教育障碍跟大一点的儿童和成人身上出现的人格障碍很相似，它们之间似乎有一种类比关系。

顺着这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聊到人格话题，首先想到的是个体本身，尽管个体的人格会对环境造成干扰。

而当我们提到教育障碍时，脑海中立马浮现的是儿童监护人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让我们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教育障碍是关键成长过程的外显方式，这个过程在俄狄浦斯情结消退后形成。

由此，教育障碍是发展中或已形成人格的后效应（after-effects），也构成了后期神经官能症或任何发展缺陷的基础。

这种障碍会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出来，在学习上尤其明显。

更准确一点，它们应被视为神经官能症或人格障碍，而不是教育障碍。

综上所述，我认为，人格上的神经质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无一例外都会碰到的障碍。

也就是说，每个儿童都会有一个神经质的发展过程，只不过随着个体的不同，它们的表现程度各有差别罢了【这个观点我提倡了许多年，最近得到了许多有力的支持。

弗洛伊德（Freud）在他的著作《世俗分析的问题》（1926）中提到：“自从我们学会如何仔细观察和敏锐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官能症对儿童而言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而不是意外现象，就如在婴儿期的天生特质向文明社会发展的路上，这几乎是无一幸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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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家都认为心理分析在解决成人神经症问题方面犹如灵丹妙药一般，那么它也可以被用来处理儿童的神经症；既然每个儿童都会有一个神经质的发展过程，那么心理分析应该也适用于所有儿童。

这些似乎都顺理成章。

就目前而言，出于实际考虑，只有极少数正常儿童会在出现神经官能问题后接受分析治疗。

因此在描述需要就医治疗的指标时，我们要明白无误地指出哪些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症状，哪些只是有官能症迹象。

这点非常重要。

换句话说，我们要斩钉截铁地告诉对方，哪些症状会导致儿童在今后的生活中出现严重障碍。

我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因其影响幅度和发展特点的关系，婴儿期神经官能症的严重性通常不会弄错，但无法否认的是，由于它的特殊迹象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的确会存在个别未能识别婴儿期官能症的案例。

我认为，儿童神经官能症的关注度之所以远远低于成人的神经官能症，应该是因为它的症状在许多方面都跟成人的症状截然不同。

事实情况是，分析师尽管知道成人神经官能症下隐藏着婴儿期神经官能症，但是长久以来，他们都未能从实际经验中得出结论，即神经官能症对儿童而言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即便儿童本身已经呈现了足够多的迹象来支持这一观点。

与成人神经官能症的对照结果并不能作为婴儿期神经官能症的标准，因为即便儿童与非官能症患者的正常成人看似完全无恙，我们也决不能断定这个儿童完全没有神经质。

因此，如果一个儿童能够成功满足教养过程中的各种要求，也没有被幻想生活和本能掌控左右，事实上，他还能在各方面完全适应现实，甚至没有太多的焦虑表现，则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儿童不仅早熟，很无趣，还会非常不正常。

在面对未来的成长蓝图时，如果儿童不得不强烈压抑幻想，那我们可以完全断定这儿童的未来令人担忧，因为成长的必然先决条件就是幻想。

在这样的成长路径中，儿童忍受的不是轻微的神经官能症，而是没有症状的神经官能症。

就我们从成人分析的经验判断，这种官能症通常会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