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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论犯罪 1934（第2页）

因此我们了解，妄想症或犯罪可能出自同样的心理根源。

到后来，某些因素会导致罪犯更强烈地想要去压抑潜意识幻想，并且在现实中犯下罪行。

被害幻想在这两种情况中常常出现，因为罪犯觉得自己即将摧毁他人，而产生被害感。

在自然情况下，某些儿童不只在幻想中，也会在现实中经验到某种程度的被害感，这些感觉可能来自严酷的父母与痛苦的环境，使得幻想大幅强化。

当内在的心理困难（有一部分可能是环境造成的结果）无法充分被他人所体察，常会使个体产生一种倾向，即过度重视那些无法令人满足的环境。

因此仅改善孩子的环境能否使小孩获益，端视精神内在焦虑（intrapsyxiety）的程度而定。

罪犯最大的问题之一，也是使他们往往无法被社会上其他人所理解的一点，在于他们缺乏人类与生俱来的善念，虽然这种缺乏仅限于表面。

在分析中，当一个人碰触到恨与焦虑的根源处所产生最深的冲突时，他会发现那里也存在着爱。

罪犯身上的爱并没有消失，却以这种方式被隐藏、埋葬起来，唯有分析能让他们心中的爱重见天日。

既然被个体所憎恨的迫害客体，原本是幼小婴儿心中那个聚集了所有的爱与原欲的客体，罪犯现在其实是身处在憎恨、迫害自己所爱客体的位置上。

一旦身处在这个位置，他无法忍受在所有记忆与意识中对任何客体怀有任何爱的感觉。

“这世界上只剩下敌人”

——这正是罪犯心里的感觉，他也因此视自己的恨与摧毁具有绝对的正当性——这种态度可以减轻其潜意识中的某些罪疚感。

恨最常被用来当成爱的伪装。

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对身处在持续的迫害压力下的人而言，他首要也是唯一的考虑，是个人自我的安全。

我在此做一个总结：在个案身上，若超我的主要功能是唤起焦虑，这样的焦虑会引发自我的暴力式防卫机制，这些机制的本质是违反伦理道德，也是反社会的。

不过一旦儿童的施虐冲动减弱，超我的性质与功能产生改变，就会引起较少的焦虑与较多的罪疚感，此时防卫机制被活化，奠定了合乎道德与伦理的态度。

儿童因而开始关心他的客体，并且愿意服从社会情感。

虽然无须太过悲观，不过我们了解与一名成年罪犯接触、治疗他，是多么困难的事；但经验告诉我们，具有犯罪倾向和精神病的儿童都是我们能够接触并治疗的。

因此，对出现犯罪或精神病异常征兆的儿童进行分析，或许是对付少年犯罪的最佳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