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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儿童分析论文集（第5页）

随后我们会不断发现，每当焦虑情形愈显著，间接表征崭露头角的分量就愈高。

让我举个简短的例子：当我已经对一个五岁男孩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分析之后，他做了一个梦，其相关诠释不但意义深远，且成果丰硕。

诠释占去了整个分析时段，而所有的联想全都是口语的。

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又有了第一个梦的续篇，但是对第二个梦境的联想引导变得举步维艰，一次只有一个；总之阻抗的力道非常巨大，焦虑情形也远较前一天严重。

直到最后，那名小男孩走向玩具箱，经由玩偶与其他玩具来向我描述他的联想，在逐渐克服一些阻抗后，他再度使用口语表达。

到了第三天，基于前两天已披露出的素材，他的焦虑更是明显，几乎都是靠玩具与水的游戏，联想才得以呈现。

如果按照我所强调的那两项原则加以逻辑地运用，也就是说，当我们跟随儿童表达上的象征性手法，并将焦虑能“轻易”

（facility）在儿童身上显现列入考虑的话，我们应该也需将他们的联想能力视为分析中极重要的手法之一，但如我之前所言，仅能把它当作选择之一，偶一为之。

因此，当安娜·弗洛伊德说：“这儿、那儿，那些无意的或是不请自来的联想，比这些刻意招致的联想更为普遍，它们全都能派上用场。”

（第25页）我认为这说法并不够完备。

联想是否会显现绝非偶然，而是端看分析中某些明确的态度而定。

依我看，这个方法对我们的用处，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大得多。

它源源不绝地填补着现实的缺口，而这也就是为何它与焦虑之间的关联，仍比间接不实的表达方法还要密切的缘故。

基于这个原因，除非我终能成功地让病童用言说的方式表达出联想，好让我进行串联现实的工作，否则我从不轻易对任何儿童分析作结，即使是对极小的幼童亦然。

如此看来，儿童分析与成人分析的技术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唯一的不同在于，潜意识对儿童的影响要比成人大许多，其表达形式也更具压迫，因而对于儿童较易呈现焦虑的倾向，我们更须加以考虑。

我想我刚刚所说的，将会使安娜·弗洛伊德针对我的游戏治疗所提出的两大反驳点失去说服力。

她质疑道：（一）我们如何能确定儿童游戏中的象征内涵即为首要母题，以及（二）我们如何能将儿童的游戏与成人的口语联想相提并论。

在她看来，这样的游戏缺乏成人分析中的目的性，这能“使其在进行联想时，从一长串的想法里，驱除掉所有意识性的导引与影响”

。

关于后者，我的进一步回应是，这些施行于成人病患身上的概念（在我的经验中，这些概念并不如安娜·弗洛伊德所言般灵验）对儿童而言实是相当多余的，而且在这里我所指的并非极小的幼童。

我之所以费尽唇舌地解释适用于儿童的技术问题，实是因这对我而言，是整个儿童分析问题的基本要件。

就我的了解，当安娜·弗洛伊德否决掉游戏治疗技术的时候，她的论辩不仅针对幼童的分析，亦包括我对较年长儿童之分析所提出的基础原则。

游戏治疗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让我们有机会触及心智的最深层。

如果我们能予以善用，将能顺利地进行俄狄浦斯情结之分析，而一旦展开之后，我们的分析工作便从此不受囿限。

假使我们真的希望避开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那么我们就不该引用游戏治疗技术，就算是对较年长的儿童实行改良方案，也应该避免。

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并不在于儿童分析是否能够如成人分析般地深入，而在于它是否应该如此深入。

为了响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检视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书中第四章里所表明反对深入进行的原因。

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讨论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书中第三章，就儿童分析中移情的角色所提出的结论。

安娜·弗洛伊德对于成人与儿童之间移情境况的一些主要差异，做了一番描述。

她的结论是，也许儿童身上可能会有令人满意的移情现象出现，但是并不会产生移情精神官能症（transfereneurosis）。

为支持这项论点，她引用了以下的理论论述。

她说儿童不像成人能随时准备好塑造一段新的爱恋关系，因为他们的原始爱恋客体——父母，仍在现实中以客体的姿态存在着。

为反驳这项我认为有误的论点，我必须对于儿童的超我架构进行一番详细的讨论。

不过，由于后续篇章也会有所着墨，在此我仅略述几项论点，相关佐证则留待后续报告中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