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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儿童分析论文集（第3页）

分析本身并不是一种温和的方法：它无法替病人排解掉任何痛楚，即使对儿童亦然。

事实上，若后来病人有更多长期而致命的痛楚需要排解时，分析必须迫使痛楚进入意识之中，并引向情感发泄。

因此，我所批评的不在于安娜·弗洛伊德激化了焦虑与罪疚感，而在于她并未能充分地解决它们。

按照她在第11至12页所叙述，她将孩童的焦虑带进意识之中，是为了不让孩子变疯，但对我来说，若她未能立即从其潜意识根底处理此焦虑，并尽可能地让其和缓下来，那么这样的疗法对儿童而言，简直是场不必要的酷刑。

试想，假若焦虑与罪疚感是我们分析工作的必要诉求，我们何不在一开始便将它们纳入考虑因素，予以习惯性地运用呢？

我自己始终如是履行，而且我发现，若一个技术能将在儿童身上尤其强烈，且较成人更鲜明、更容易掌握的大量焦虑与罪疚感列入考虑，并以其进行分析工作，绝对可让我完全放心。

安娜·弗洛伊德指出（第34页），在进行分析工作时，我不应该因小孩子对我表现出敌意或焦躁的态度，就立即做出负向移情现象的结论，因为“一个幼儿与母亲的关系愈平淡，其对陌生人表现出的友善冲动便愈少”

。

像她这样以小婴孩对于所有陌生事物的阻抗态度作为比较的基准，我不认为是恰当的。

我们对小婴儿所知甚少，但我们可以从对一个小孩的早期分析中，认识到许多关于心智发展的问题。

例如在三岁小孩身上，我们看到充满严重爱恨交织的精神官能症小孩，才会对陌生人感到害怕或憎恨。

我的种种经验，足以证实我的信念无误。

假使我将这种反感行为解释为焦虑与负向的移情感情，并与孩童在同时间所发展出的素材做连结，将其回溯至原始客体（即母亲），便会观察到焦虑有减缓的现象。

这个状况在更为正向的移情中萌生得更早，且会伴随活力十足的游戏出现。

较年长的儿童情形亦颇为类似，只是在细节上有所差别而已。

当然，我这方法的施行前提是：在一开始便要求自己兼顾正向与负向的移情，并且朝向俄狄浦斯情境中追溯其源头。

这两项方法完全符合分析原则，但安娜·弗洛伊德却基于某种不明的理由，对它们不理不睬。

我后来相信，关于儿童的焦虑与罪疚感，我与安娜·弗洛伊德于态度上有一个极端的差异：她利用这些情感让孩童对她产生眷恋，而我却从一开始便将之当作分析治疗的辅助条件。

如果我们无法证实焦虑会对分析过程造成极大的困扰与阻碍，除非我们立即展开分析以行解决，否则操作这项因素不可能对太多的儿童奏效。

就我从书中所获得的理解，安娜·弗洛伊德仅对特殊病例才采用此一方法。

在其他个案中，她尝试用各种方法来导引出正向移情，以达到让儿童对她个人人格产生依恋的境况，这对她而言是绝对必要的。

在我看来，这套方法仍旧欠缺合理依据，因为我们一定可以透过纯分析的方式，让分析工作尽善尽美。

并非所有的孩童都会在初始阶段便呈现出害怕或反感的反应。

我的经验令我深信，如果孩童的反应是和悦地嬉闹，我们大可假定正向移情的存在，并妥善利用分析工作。

此外，虽然目前还不容易引入，我们还有另一项类似在成人分析中使用的绝佳利器。

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对这个正向移情进行诠释；也就是说，不论是儿童或是成人的分析治疗，我们都尽量让它们回溯至原始客体。

一般而言，我们应该同时关注正向与负向的移情，而若一开始便朝分析的方向加以掌握，能进行分析的机会就会更大。

如同成人分析一般，当部分的负向移情问题获得解决后，我们将会得到正向移情增进的结果；随后又跟童年的矛盾状况一样，负向移情再度出现。

这就是真正的分析工作，分析情境乃由此建立。

甚至，我们还可借此发现在孩童身上建立的基石何在，并以超然之姿，对其周边状况进行了解。

简而言之，至此我们已达到了分析所需的情境，不但省去安娜·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些徒劳无功的方法，而且（这显然更重要）我们还可获致肯定的工作成果，媲美成人分析的成就。

针对此点，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书中第二章《儿童分析中实行之方法》（TheMeansEmployedinalysis）对我的看法提出异议。

若按照我的方式，我们必须从孩童的联想活动中获取素材。

包括安娜·弗洛伊德与我在内，任何进行儿童分析者几乎都同意，幼童既不能、也不可能用与较年长者相同的模式提供联想的元素，因此光靠言说（speech）来搜集素材是不够的。

在安娜·弗洛伊德建议用来弥补口语联想（verbalassos）不足的方法中，有些也是我在个人经验中觉得相当有益的。

假使我们更加细腻地检验这些方法，例如画图、述说白日梦等等，我们将会发现它们的目的即在于以联想之外的方式来搜集素材，这对诱引与解放儿童的幻想而言，是最重要的。

安娜·弗洛伊德在其论述中曾提到实行的问题，这一点确实值得加以关注。

她认为（第19页）“没有任何一件事，要比让孩童了解梦境诠释来得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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