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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3（第1页）

第11章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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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理性的因素（诸如上面已经提到的个人的威胁，即他的自我保存本能的活动）并没有囊括可观察到的现象。

在此之外，被社会学和群体心理学权威给我们提供的解释总是同样的——虽然这些解释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即魔力性的词“暗示”

。

塔尔德（Tarde，1890）称它为“模仿”

（imitation）。

但我们不得不同意一位作者，他主张模仿是暗示概念的引申，事实上还是暗示的一个结果（布鲁格尔斯［Brugeilles］，1913）。

勒邦把社会现象所有令人困惑的特征都追溯到两个因素：个人的相互暗示和领袖的威信。

但是威信只是通过它唤起暗示的能力才被承认的。

麦独孤暂且给我们这样的印象：他的“情绪的原始诱导”

原则可能使我们不需要暗示的假设。

但进一步的考虑迫使我们感到：除去对情绪因素的决定性强调外，这种原则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关于“模仿”

或“感染”

（）的论点。

毫无疑问，当我们意识到别人情绪的信号时，我们身上所存在的东西往往使我们陷入同样的情绪；但是我们有多少次成功地抵抗这一过程、抵制这种情绪并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做出反应？当我们处于某一群体时，我们为什么因此而总是屈服于这种感染？我们只好再次说，迫使我们服从这种倾向的东西是模仿，在我们身上诱发这种情绪的东西是群体的暗示性影响。

而且，完全除开这些，麦独孤不能使我们避开暗示；我们从他那里以及其他作者那里得知，群体的独特性在于其特定的暗示感受性。

所以，我们将接受这样的观点：暗示（或更正确地说是暗示感受性）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还原的原始现象，是人的心理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

这也是伯恩海姆（H.Bernheim）的观点。

我在1889年曾目睹过他的令人惊讶的技巧。

但是我能记得甚至那时就对这种粗暴的暗示感到一种压抑的敌视。

当一个表现出不服从的病人遭到呵斥：“你在干吗？你在反暗示！”

我就自言自语说，这是明显的不公正，是一种暴力行为。

因为，如果人们试图用暗示使这个人就范，那么他肯定有反暗示（ter—suggestions）的权利。

后来，我的抵抗集中在反对这样的观点上：解释一切的暗示本身将用不着解释。

想到此，我复述过古老的谜语：

克利斯朵夫生出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又生出了整个世界；

可是克利斯朵夫当时何处立足？

在大约30年回避暗示问题之后，如今我又再次探讨暗示之谜了。

我觉得在这方面的境况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这一观点只形成了一个例外，而这一例外正好为精神分析的影响提供了证据）。

我注意到，所做出的特别努力正确地系统阐述了暗示这一概念，即固定在该名词的因袭用法上（例如，麦独孤，1920b）。

这绝非是多余的，因为这个词获得了愈益广泛的用法，并且（在德语中）的含义也愈益模糊，不久将用来表示无论什么类型的影响，正像在英语中所表示的那样，“劝告”

和“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