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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2页）

，落实在行动中，就是君主要讲道德，行仁政，敬鬼神；若是按照时兴的古文经学的看法，那就是要把道德原则注入社会上上下下的礼乐制度里，君主不能空谈，得按照《周礼》的要求制礼作乐。

王莽把这两种都考虑到了。

举其大端，一个是“兴灭继绝”

。

元始元年，王莽的权力刚刚稳固，就给皇族普施了一次福利：他封汉宣帝的三十六个远房后裔为列侯；允许已经绝嗣的诸侯王、列侯、关内侯可以寻找旁支继嗣，避免“国除”

的厄运；他又让曾因犯罪被剥夺身份的宗室成员恢复属籍；到了元始二年，还对已经“国除”

的功臣如周勃、樊哙、张敖、霍光等的后代恢复了爵位。

封地和爵位从天而降，令这些受益者们欢呼雀跃，归心王莽。

王莽应有笼络人心的动机，但这也确实在实践儒家的孝治。

在儒家看来，后代最大的孝，就是保证祖先祭祀的香火不灭，所以，儒家讲究“兴灭国，继绝世”

，把消亡的国重新恢复，把断绝的祭祀再续香火。

王莽恢复了许多失爵的封国爵位，降低了继承爵位的标准，目的就是让这些人能够继续祭祀祖先以尽孝。

第二是意味深长的“《春秋》讥二名”

。

元始二年，王莽把皇帝刘箕子的名字改为刘衎，理由是“箕子”

是个日常器物的名字，而且不是单名。

自先秦到西汉，人们取名是五花八门的，别说“箕子”

这样的“器物”

，《左传》里晋成公名“黑臀”

之类的都很多；至于字数，很多人都是双名，比如郦食其、周亚夫、霍去病、张安世，但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孔子是“讥二名”

的，虽然“讥二名”

指的是“名字不能取两个字”

还是“不能拥有两个名字”

，后代有不同看法，但王莽认为是前者，只有单名才合乎古制礼法。

所以，皇帝刘箕子就改名为刘衎了。

大概也是这个缘故，王莽把儿子王宇所生的长孙王会宗，改名为王宗，倒也是以身作则。

这件事情看起来会觉得荒谬，但却是颇多儒家士大夫呼唤已久的诉求。

如果不是一种共识，那么汉朝人取名用单字的习惯就不会延续那么多年。

东汉初年的英雄人物如刘秀等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生，几乎都是单名；整个东汉直到三国期间，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单名，刘、关、张、孙、曹、诸葛皆如此。

说明“讥二名”

不是王莽的一时兴起，也并不荒谬，甚至表明了王莽的举措颇得人心。

三是广施仁政。

王莽这一时期施行的很多新政，向来都被看作收买人心，这种动机不能说没有，但在当时看来，也确实属于遵照儒家原则施行的仁政。

元始二年夏天，青州刺史部下面的几个郡国发生大旱，熟悉农业的人知道，大水之后多瘟疫，大旱之后多蝗灾，这次青州就在大旱后遭遇了蝗灾。

蝗灾还是一种灾异，王莽对此特别关注，他下令免去灾区租税，带头捐款百万、田三十顷以赈灾；两百三十名公卿群起效仿，捐资济民。

在灾区，官府收购百姓捕捉的蝗虫，对饿死的家庭发放丧葬补贴，使得这次旱灾和蝗灾基本上没有产生太严重的后果。

此外还有很多。

对官员，允许“比二千石”

（比，比照、参考，略低于郡守级别）的官员退休后可以领取原来俸禄三分之一的退休金；对平民，把安定郡一处放马的皇家马场“呼池苑”

改为安民县，允许老百姓定居生活，还免费提供房屋土地家具，由官家借给耕牛粮种；对贫民，则在长安城里划出方圆五里的地块盖了两百套房子，让贫民居住；对罪犯，则下诏把其中的妇女、八十岁以上和七岁以下的男子，除特别的大罪之外放出监狱；等等。